只怕辜负父亲的期望

常常有学生和朋友问我：这辈子你崇拜过谁？我过去48年唯一崇拜的人是我的父亲。在我的生命中，父亲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。

父亲希望我一心为公

1935年1月5日，父亲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，出生后18天，他的母亲杨琳就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。为了纪念奶奶，爷爷给父亲起名施怀琳。

父亲和母亲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。1967年5月5日，我出生在河南郑州，上面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。“文革”期间出生的孩子，名字大多带有时代色彩，叫文革、卫东的很多。父亲希望我有一个响亮一点又不太落俗套的名字，想了又想，最后取意一心为公，以“一公”作为我的名字。父亲赋予这个名字中的寓意，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关头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选择。

1969年10月底，我们跟随父母下放到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大队小郭庄。后来母亲告诉我，我们家下放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是受走资派爷爷的牵连和影响，“文革”期间爷爷在“四人帮”的监狱里被关押折磨了整整四年半。我们一早离开郑州，辗转到达两百公里开外的小郭庄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。当地村西头上的一个牛棚，成为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第一个家。

后来母亲告诉我们：父亲认为我们会一辈子生活在小郭庄、不会再有机会回到郑州，所以特别认真地干农活。每天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就起床捡拾牛粪用于农田施肥，白天则到地里田间向乡亲们学习各种农活。父亲很聪明，不仅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各种农活技能，还学会了一边撑船一边在河里撒网打鱼。

记忆中的父亲特别能干，我甚至觉得他无所不能。为了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，父亲弄来高粱秆、石灰、黄胶泥，把牛棚装修一新，还隔出好几个小房间。父亲是位很好的理发师，到清华大学上学以前的18年间，我从没有去过理发店，总是父亲给我理发，哥哥、姐姐和妈妈也靠父亲。父亲还是个很出色的裁缝，一直到小学毕业，我几乎没有买过一件衣服，大多数是继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，而哥哥姐姐的衣裤和我过年时偶尔惊喜获得的新衣服，都是父亲亲手裁剪、缝纫的。

除了剪发和裁衣，父亲还有一手好木工手艺，会打造很美观实用的家具，20世纪70年代我们家里用的床、柜子、桌子、椅子，大部分都是父亲亲手制作的，有些家具现在仍在使用。1970年以后，父亲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和物理，他讲课认真而又生动，颇受学生喜爱。后来进了城，父亲又在当地的镇机械厂带领技术人员进行硬质合金的技术革新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他辅导表姐、表哥、大姐复习数理化，给他们讲解方程式、热力学，X、Y、Z……我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，但感觉科学真酷。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，给了我非常大的影响。

父亲叮嘱我要戒骄戒躁

父亲一生大度宽厚、助人为乐。到小郭庄后不久，父亲就成了全村90多口人的义务理发师，一年四季常常有老乡请父亲理发，逢年过节则排队到我们家门口理发，而父亲从来都是来者不拒。我们家带到小郭庄的最珍贵的大件，是一台半新的上海牌缝纫机，这台缝纫机在当地马上出了名。父亲用它不仅制作我们全家的衣裤，还帮助全村的乡亲做衣服。春节前一个月，村里的乡亲大多会到镇里百货店撕上几尺布料，回来请我父亲量体裁剪，大姐和母亲也会帮忙缝纫，我几乎天天都是在缝纫机踩踏旋转的规律节奏声中入睡的。

后来大姐告诉我，父亲每年春节前都会义务为乡亲们裁剪、制作近百件衣裤。乡亲们为了感谢我们家的帮助，常常从自己家里拿来红薯干、豌豆角等土产，我父母则还以一些白面细粮。久而久之，父亲不仅在村里，而且在大队和公社都开始享有名气，很受乡亲们尊重。大家有事情、有矛盾时会来找父亲商量调解，甚至邻村乡亲结婚都会请父亲参加，以增添分量。

刚到小郭庄时，那里还没有通电，村民们也舍不得点蜡烛和煤油灯，晚上整个村子漆黑一片，只有看家狗偶尔汪汪叫上两声。1969年底，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，父亲带着大姐和几个乡亲，买来电线、瓷瓶，竖起一个个用树干削制而成的电线杆，把电从大队部一直引到小郭庄。小郭庄成为远近十多个村庄中第一个通电的，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！

1972年夏天，父亲工作调动到驻马店地区工业局，我们也举家搬迁到驻马店镇。离开那天，邻里乡亲几乎全村出动来送行，难舍难分。37年之后，我携妻子儿女陪同母亲和两个姐姐重回小郭庄，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村民都出来问长问短，一再邀请我们住几天再走。很多村民得知我父亲早已辞世的消息后，纷纷向母亲表达感激、思念之情。乡亲的深厚情谊让老母亲眼眶润湿，让我感动不已。

父亲的言行举止对我影响非常大。他很幽默，在家里常常给我们讲讲笑话、开开玩笑；很豪爽，待人宽厚，做事情很大气，从不斤斤计较；很开朗、很有范儿，在驻马店镇生活的那几年里，父亲常常骑车带我出去，一边骑车一边吟唱样板戏选段，其中《智取威虎山》和《红灯记》里的几段，我都是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听会的。2014年底，新版的《智取威虎山》上映，我马上想起父亲，立即去电影院里回味了精彩的剧情，也更加怀念我亲爱的父亲。

不知不觉中，父亲成了我的偶像，我做事总想得到他的夸奖。父亲对我既慈祥又要求严格，他很少批评我，但也很少表扬我，即使对于我获得1984年全国高中生数学联赛河南赛区第一名这样的荣誉，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赞扬两句，并叮嘱我要看到不足、戒骄戒躁。父亲的厨艺极佳，逢年过节就掌勺炒出一盘盘可口的菜肴。1985年我被保送清华大学后，父亲很高兴，亲自下厨做了一桌美味庆祝。他总是希望我能够做得再好一点，不能知足常乐，而我也一直为了不让父亲失望而努力学习和进取。直到现在，我做每一件大事，总想要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。从小到大，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我父亲，而真正意识到这一点，是28年前的一天。

父亲教给我大爱和担当

1987年9月21日，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，当司机把昏迷的父亲送到医院的时候，他的血压和心跳等生命体征都还正常。但是，医院急救室的医生告诉肇事司机：必须先交付500元押金才能救人。四个半小时之后，待司机筹了500元钱回来，父亲已经测不出血压，也没有心跳了。我最敬爱的父亲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，没有得到任何救治，没有留下一句遗言，也再没有睁开眼睛看他儿子一眼，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这个事故对还在上大学三年级的我打击太大了，我无法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苦。自己的世界倾覆、价值观崩溃了。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常常夜不能寐，凌晨三四点独自跑到空旷的圆明园内抒发心中的悲愤。直到今天，夜深人静时我还常常会想起亲爱的父亲，还会抑制不住对父亲深深的思念。当时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，我曾经怨恨过，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那位见死不救的医生：医护人员的天职不是救死扶伤吗？为什么见死不救？不救救我的父亲？！

但是，我后来逐渐想通了：这样的悲剧不止我一个家庭。中国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多人，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、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这样生离死别的人为悲剧。父亲活着的时候，总在不遗余力地帮助邻里乡亲和周围的人，以自己的善良和付出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和关爱。子承父志，如果我真的有抱负、真的敢担当，那就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社会，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，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。我开始反思，也开始成熟。

其实，直到父亲意外去世，我一直都非常幸运。从小学就接受了很体面的教育，中学、大学更是如此，大家都很关照我。我不缺吃、不缺穿，我缺啥呢？我缺乏像父亲一样的胸怀和回报之心。父亲去世后，我真正开始懂事了，我发誓要照顾好我的母亲，回报从小到大爱护、关心我的老师和父老乡亲们，用自己的力量让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，这种心情跟随我在国外漂泊了十八个春秋。

我回到清华大学后，总有些人在揣度我的回国动机。我不止一次告诉大家我的真心话：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，培养一批有理想、敢担当的年轻人，在他们可塑性还较高的时候去影响他们，希望清华的学生在增强专业素质、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，从内心深处清楚而坚定地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和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，承载起中华民族的强国重任！

2015年1月5日，是我父亲的80岁冥寿。那天我恰好在杭州——父亲的出生地——开会。一天忙碌之后，我回到房间，想起父亲，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，只能给父亲的在天之灵写信：“爸爸，您走得太早了、太急了，都没能赶上一天好日子，也没能叮嘱儿子一句话；28年来，儿子拼命努力，只怕辜负了您的期望。”

我深深地怀念父亲，也希望自己能有父亲那样的大爱和情怀。父亲的吟唱似乎就在我耳边：今日痛饮庆功酒，壮志未酬誓不休；来日方长显身手，甘洒热血写春秋！（施一公 作者系清华大学副校长，教授，博导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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