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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点死在曹操刀下的几个文人屠夫曹操爱杀文人

发布时间:2021-01-06 12:57:28 阅读: 来源:牙胶厂家

盘点死在曹操刀下的几个文人:屠夫曹操爱杀文人!

也许在中国,只有曹操既是政治家,又是军事家;既是文学家,又是爱杀人,尤其爱杀文人的屠夫。因此,这张脸,索性涂上一层大白,你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吧!

在封建社会里,握权者最乐于使用的对付知识阶层的手段,莫过于文字狱。只要将一两个异己文人消灭,就能对其他不安分的知识分子,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。对封建帝王而言,这是一项投入较少,产出却大的统治行为,只消深文周纳,上纲上线,几乎无需动用国帑,就能获得耳根清净的效果,何乐而不为之?在这方面,一辈子没当皇帝,可比皇帝还皇帝的曹操,算得上成就突出的一位。

近代学者陈寅恪说过:“夫曹孟德者,旷世之枭杰也。其在汉末,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,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,即汉代儒家思想。”。所以,如祢衡,如孔融,如杨修,如崔琰,这四位打心眼里不肯膺服于他的知识阶层的精英,在表面表示合作的意向时,也是吃香喝辣,优礼有加之的;后来,梗起脖子,坚持异见,跟他较劲,对不起,就采取断然措施。刀起头落,横尸街衢,于是,掉了的脑袋,嘴张得再大,也喊不出吼不出,“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”,还能产生什么狗屁影响?

所以,后世的历代皇帝,基本上沿用曹操的办法,实施对于文人的统治。

平心而论,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,曹操是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一位。他的文章写得有气概,诗歌写得有声势,至少写得要比那四位自我感觉还不错的精英,更出色些。“东临碣石有遗篇”,毛泽东都赞叹过的,颇透出古今两雄惺惺相惜之意。

阿瞒的作品,今天还能流传,可祢衡、孔融、杨修的作品,则必须到图书馆里才能找到。在中国,喜欢舞文弄墨的帝王颇多,但是,清代乾隆一生写了四万首诗,一句也不曾被后人记住,而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,“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”,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的曹操诗文,至今还常挂在人们嘴边。

曹操是真文人,因为他有真作品,非附庸风雅,纯由词臣代笔的主子所能比拟。他甚至从国家银行拿出外汇,把写《胡笳十八拍》的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,这既有枭雄的豪爽,既有诗人的浪漫,既有对故友的知遇之情,更有后来的历朝历代的领袖,未必都能有的投资文化的气慨。蔡文姬回来以后,他给她的第一项任务,就是把能记下来的其父蔡邕的已被战乱毁坏的图书文字,整理出来,不致湮没。

虽然他对待不与他保持舆论一律的文人,习惯于砍头,但他理解文化,重视文化,颇在意于文化建树,这是很了不起的。

建安年间,在他统治下的许都,文学活动相当热烈,他不仅支持,还亲自参与。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刘勰,有过这样一段记述:“自献帝播迁,文学蓬转,建安之末,区宇方辑,魏武以相王之尊,雅爱诗章;文帝以副君之重,妙善辞赋;陈思以公子之豪,下笔琳琅;并体貌英逸,故俊才云蒸。”这当然是曹操的功绩。

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中,说到这番繁荣景象,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:“昔仲宣独步于汉南,孔璋鹰扬于河朔,伟长擅名于青土,公干振藻于海隅,德琏发迹于此魏,足下高视于上京……吾王(曹操)于是设天网以该之,顿八紘以掩之,今悉集兹国矣!”看起来,曹操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,曹丕、曹植是不余遗力的倡导者。而孔融,杨修,陈琳,刘桢,徐干,阮瑀,应瑒,和从匈奴赎回的女诗人蔡琰,是竞展才华的响应者。刘勰距建安约二百来年,他笔下的这段文坛盛事,应该是可信和准确的。

文学的发展,时代的动乱与安定,关系至大。东汉末年,先是黄巾起义,九州暴乱,后是董卓折腾,战祸不已。曹操有首《蒿里》诗,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,生民百遗一,念之断人肠。”洛阳夷为平地,中原水深火热,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,全在诗人笔下写出来了。打鸣的鸡都没有了,还能咏唱的文人嘛?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。

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,其破坏文明文化和毁灭社会财富的极其消极的方面,则更可怕。董卓这个军阀,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,所以,他的行动也自然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知识,仇视文明进步的特点,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,文学这只能打鸣的鸡,只有噤若寒蝉,举步维艰。

所以,建安文学得以勃兴,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,北征乌桓,统一中原,休生养息,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。如果仍同吕布,两袁,刘关张没完没了的打,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的斗一样,除了样板戏,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。加之他本人“雅爱诗章”,懂得文学规律,与只知杀人的董卓,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,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,很快,“建安之初,五言腾踊”的局面出现了。

在统治者的眼里,这些风头正健,名声响亮的作家、诗人,虽形形色色,帮帮伙伙,好好坏坏,长长短短,但究其政治态度分类,无非三者,拥护皇帝者;反对皇帝者;间于其中的既不拥护,也不反对者,这其中又有拥护多些,反对少些,或反对多些,拥护少些的区分。第一类,好办,成为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,饵之以利,赏之以名,随班唱和,装点斯文;第二类,也好办,言论获罪,文字有狱,焚书坑儒,箝口结舌。不过,此两类人加在一起,在全部知识分子中,不占多数。

所谓“两头小,中间大”,就是指处于这中间状态的这大多数,为历来统治者最感头疼麻烦的一拨。重了不是,轻了也不是,除了独夫民贼,统统地杀,整个社会出现“万马俱喑”的局面,总是不正常的政治现象。但是,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强烈,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,很自然地与大多数老百姓的心气相通,若不仅止于腹诽的话,必有许多令帝王挠头的事发生。

虽然从秦始皇起,所有杀知识分子的帝王,都会背上千秋万代的骂名,但好像也从未见哪位放下刀子,立地成佛过,照杀不误。曹操是文人,当然更知道文人之杀不得,但是,当他曹氏统治的安危受到威胁时,文学家的曹操,就要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。到这时候,他无法手软的,于是乎,还是得诉之于杀头这一招。所以,文人在与统治者的这场老鼠逗猫的游戏中,输牌是早已注定的。

1、祢衡

曹操猜疑成性,尤其好杀,《捉放曹》里那句“宁教我负天下人,休教天下人负我”的名言,也颇教人胆战心惊,但一开始,对那些惹恼了他的文人,倒是尽量避免采取铁血政策。譬如,公元198年干掉的祢衡,他宁肯用“借刀杀人”计,也不开杀戒。

祢衡是个颇可笑的角色,他死的那年才25岁,小伙子一个,正处于青春期的躁动状态之中。要用现代医学观点看,这位文学新秀,恐怕还有一点狂悖型精神方面的病征。大概一个作家,自负其才,不如其愿,长期郁闷,必然会憋出来这股邪火。他来到许昌,以求闻达,本以为京华冠盖,一律要向他脱帽致敬。结果,很失望,失望之后,经人唆使,无事挑事,没碴找碴,站台开骂,逼得统治者祭起刀来。

当代有些作家也患这种祢衡病,出道后写出几篇东西,立刻自我膨胀,立刻感觉失衡,立刻不知天高地厚,东南西北,立刻唁唁然如狂犬状,连祖先爹娘一律都不认账。文学新锐祢正平,也是如此这般的狂妄到了许都,一是他看不上大家,二是大家也看不上他,“既而无所之适,至于剌字漫灭”(《后汉书·文苑传》),剌者,名片也,在口袋里揣烂了,连烫金的名字也磨掉了,无人买他的账。所以,他心理更趋变态,狂病也益发加剧了。

“是时许都新建,贤士大夫,四方来集”,阿瞒挟天子以令诸侯,逐步培植曹魏势力。他的对立面,也就是陈寅恪所言的那些拥戴汉室、尊崇儒学的士大夫阶级,自然也要网罗人才,积蓄力量。孔融是这个营垒里的一个马首是瞻的人物,一直是曹操的反对派领袖,经常聚着一帮人,抨议时政。现在来了这么一位急先锋,当然要引为知己,赶紧给汉献帝打了个报告,把祢衡推荐上去。孔融在奏章里,将这个年青作家,吹得天花乱坠,说是一个“不可多得”的“非常之宝”。而祢衡本就忭急躁狂,这一捧,更加谵妄失常。他说,在许都,除了“大儿孔文举,小儿杨德祖,余子碌碌,莫足数也”,谁也不在他眼里了。

鲁迅在《骂杀与捧杀》的文章中说,用“捧”来整死一个人,比“骂”还来得有效些和致命些。这话果然不错,这些年来一些中青年作家,很快红起来,很快暗下去,很快声名大噪,很快烟消云散,就因为被捧得神魂颠倒以后,屁股坐不到板凳上,忙着吊膀子,忙着争乌纱,文思秘结,灵感梗阻,不但写不出什么,连屁也放不出一个响的了,一个个憋得小脸铁青,好像谁欠他二百吊。

如果不是孔融的蛊惑教唆,祢衡也许不至于目空一切到这种地步。所以这个二十多岁小青年,整天大放厥词,粪土一切,正好符合四十多岁,身居要位的孔融心意。有些他想讲不好讲,想说不便说的话,就由祢正平的嘴道出了。

祢衡的倒霉,就是丝毫不懂政治的文人悲剧了。

姜,永远是老的辣,年青人总是容易上当受骗。所以,对时下文坛上那些别有用心的吹捧,年青作家真得有几分清醒才是。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,便相信凡文人皆纯粹,认为孔文举,杨德祖是同他心气相通的。其实孔、杨二位,是文人不假,但他们更是政客,亦文亦政,政甚于文。说得好听一些,是为了匡扶汉室,铲除元凶;说得率直一些,不过是各种政治派别的权力之争罢了。一个不谙世事的外省青年,搅进首都官场绞肉机里去,不粉身碎骨才怪呢?

骂了一顿以后,曹操居然没有发火,没有下令杀他,而是派了两个人,牵来三匹马,把他架在马上,两个人挟扶住这位才子,礼送出境。临行还搞了一次欢送会,很隆重,在许都东门为他饯行,当时的文人俊士,都命令去和他辞别,这场面很有点黑色幽默。再回头看那位老作家孔融,戴着墨镜,跟他挥手,拜拜再见。这时,年青人明白也晚了,替孔融骂了曹操,给人家当枪使,自己却被押解出境了。到了荆州,刘表不傻,也不愿担杀知识分子的罪名,又把祢衡恭恭敬敬地送到江夏黄祖处。结果,这位青年作家还是因那张骂人的嘴,掉了脑袋。

如以历史所描写的,当场受辱,恼羞成怒的情况来看,祢衡一百个脑袋也杀了,但曹操却按捺住他的杀意,将他打发走了。这就是文学家的曹操,搞一点帮助消化的余兴节目了。因为祢衡充其量,不过是一个文人,能有多大作为,他也是作家,他当然有数。这种傻狂之徒,顶多言不及义,胡说八道罢了,不会危及他的统治,轰走也就拉倒了。《三国演义》里描写曹操听说祢衡被黄祖杀害以后,笑曰:“腐儒舌剑,反自杀矣!”不过,一笑了之的事。

有出《击鼓骂曹》的京剧,那急口令式的唱段,是相当精彩的。骂得极其淋漓尽致,语惊四座。可是,痛快同时,痛苦也来,这位多少有点神经质的年青人,没想到脑袋掉得如此干脆利落,连他自己还未意识到时,那刀已经落下来了。这种孤注一掷的,无济于事的骂街,从此成为绝唱,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既勇敢又脆弱,有胆量无谋虑的弊病了。

2、孔融

直到公元208年,曹操才真的动了刀子杀文人,这一回轮到孔融。

他杀他,大概颇费踌蹰,因为孔融当时的名声很大。《后汉书》载:有一次,孔融把国舅何进得罪了,何进手下的人“私遣剑客欲追杀融。有客言于进曰‘孔文举有重名,将军若造怨此人,则四方之士皆引领而去矣。莫如因而礼之,可以示信于天下。’进然之,既拜而辟融举高第。”由此,可见孔融为一方诸侯,任北海太守,到了许都,又任将作大匠,也就是现在的建筑工程部长,说明他具有何等显赫的地位和人望了。

孔子二十世孙的这份无形资产,也使他增值不少。所以,他的门阀地位,士族资历,官僚职务,声名学问,称得上众望所归,举足轻重,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知识分子的领袖。刘备有一次被孔融请去救陶谦,这位织席贩履的手工业者,激动得简直不可自己,他问太史慈:“孔文举先生知道世间还有一个刘玄德嘛?”他觉得被孔融如此看重,感到无尚光荣,从这一细节也说明孔融的影响力,在当时多么重要。

但是,他已经没了地盘,当然也就没有了实力,曹操还是比较在乎他,留下他在许都,扮演着大名士的角色。名士,通常有两种,一种是被统治者用来当招牌的,一种是未当成招牌而与统治者别扭的,曹操希望他是前者,但孔融偏要做后者。他认为自己在给献帝做事,不买曹阿瞒的账,总是跟他不合作。

曹操对于政敌的容忍,肯定的有限度的,所以隐忍不发,自然是时间不到。只是军事上的强敌袁绍未灭,江山不稳,才未对孔融下手罢了。一个统治者,可以不理会与当局不合作的知识分子,但不合作而且捣乱的知识分子,就不会轻轻放过的了,不过时间早晚罢了。

孔融此人,学问很大,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,勇气不小,斗争经验相当缺乏。自信过甚,对时局常常估计错误,书生意气,以为他的自由论坛,能够左右政局。其实,他不过和曹操玩了一次以卵击石的危险游戏罢了。知识分子的毛病,就是有了一点声望之后,自我感觉马上就特别的好起来,好得不知好歹,好到不知冷热,好到晕晕呼呼,不知天高地厚。

《后汉书》载他和弥衡的一段对话:“衡谓融曰:‘仲尼不死。’融答曰:‘颜回复生。’”一个成了孔子,一个成了颜回,可以看到他们互相吹捧的热烈程度。正如今日文坛上,某些评家吹作家作品不朽,某些作家吹评家文章盖世的现象一样,那臭脚捧得相当肉麻而有趣的。

当初,何进之所以不愿收拾他,很可能这位屠户出身的大将军,有点像《儒林外史》里那位胡屠户,由于对他中举而疯了的女婿范进,认为是文曲星下凡,才敬畏的。而曹操,在文学上,是领袖群伦的大手笔,在政治上,更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强者,当然不会把这个大名士的文学成就,多么当回事。但是,政治上的孔融在曹操眼里,是被看作他精神上的主要敌人,是“海内英俊皆信服之”的反对派,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的。

虽然,他有资格看不起出身微贱的曹操,敢当面问:“你算老几?”但是他忘记自己是一无兵卒,二无地盘,三无资本,四无奥援的毫无实力,徒有虚名的人物。更重要的一点,当时,名义上的皇帝是汉献帝,说好了,是傀儡,说不好,就是高级俘虏,用镀金牢笼关起来的囚犯。在许都,胁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说了算,拥有予取予夺的最高权力。曹操要他做政治花瓶,装饰门面,他不干;偏不自量地向曹操发动正面进攻,要成为与之抗衡的政治反对派。

从曹操下定决心讨伐袁绍起,孔融就与曹操意见相左,在大政方针上与曹操公开唱反调。与被监视的汉献帝过往甚密,动不动就上表,也很遭曹操的忌。煽动祢衡在大庭广众中辱骂曹操,让他很下不了台。有一回曹操禁酒,他反对曹操的极端做法,说:“尧正因为喝酒,才成为圣贤,桀纣虽然以色亡国,但也不能为了防范,不许此后的男女婚姻呀!”袁绍失败以后,他给曹操写了封信,说:“武王伐纣,把妲已赐给了周公。”曹操犯了一次傻,问他,“典从何出?”他回答:“以今度之,想当然耳。”因为曹操打下冀州时,把袁绍那位漂亮的儿媳妇甄氏,给了自己儿子曹丕。于是,可想而知,曹操对他多么恼火了。

所以,孔融一经人告发,说他有诲谩诽谤之罪,立刻就把他抓了起来。

其实,他的两个儿子,也知道他早晚要倒霉,所以,军吏来逮捕孔融时,这两兄弟正在下棋,别人劝他们赶快躲一躲,他们说:“覆巢之下,焉有完卵?”连小孩子都知道处境危殆,孔融还要当反曹的领袖,这就是文人永远玩不过政治家的原因了。

按说,孔融的言论,严重程度也未超过祢衡,但曹操不杀祢衡的头,为什么对孔融却不肯轻饶呢?如果说孔融是大文人,曹操同样是大文人,由于文人相轻,嫉妒才华,才要置孔融于死地的话,那么陈琳在文章里,指着鼻子骂曹操,也不曾掉脑袋。那为什么要将孔融弃市呢?

政治家曹操最忌畏的,莫过于反对派结成一股政治势力。所以,不杀祢衡,因他不过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罢了,势单力孤,一条小泥鳅,翻不出大浪。不杀陈琳,因他不过是一个写作工具,而且已经认输降服,不可能有多大蹦头。可孔融则非如此,“虽居家失势,而宾客日满其门”,他自诩地说:“家中客常满,樽中酒不空,吾无忧矣!”,成为当时许都城里一股离心力量的领袖人物,这是曹操最深恶痛绝的,无法容忍的,所以,他就只有伏刑了。

人头落地,曹操还不罢休。在周知全国的文告中,说这个孔融不孝无道,竟在大庭广众中宣传,说一个人,与他父母不应承担什么责任,母亲嘛,不过是个瓶罐,你曾经寄养在那里面而已。而父亲,如果遇上灾年,大家饿肚子,你有一口饭,假使他不怎么样的话,你也不必一定给他吃,宁可去养活别人。这样一来,曹操不仅把孔融打倒,还用文革手段把他彻底搞臭。所以,文人对自己的成就、实力、影响、名声,估计过高,过于膨胀的话,保险,不用太远,便要出笑话的。不论成就多高多大,谨慎谦恭一点,谅无坏处。

3、崔琰

公元216年,曹操再一次整肃,处死了继孔融以后的士大夫阶层的头面人物崔琰。

当年,曹操与袁绍决战,攻入冀州后,他先把这块金字招牌抢到手,以作号召。在中国的门阀制度中,崔姓家族从来在排行榜上居首席位置。一些帝王,都以结亲崔氏的办法,以改变原来的非贵族血统,这大概也和我们当代一些作家,因为工农兵不吃香了,非要装贵族,装家学渊源,装精通洋务状的丑陋心态,同出一辙。尤其后来的一些外邦君主,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,非要通过婚姻手段,依赖生殖器来改换夷狄门庭,以求华夏同光,实在是很莫明其妙的。

崔琰算不上完全的文人,但是他代表着整个贵族集团,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,虽然归顺曹操,打心眼里不尿,但是,知道刀把子攥在人家手中,不得不低下头来,虚与委蛇,关键在于维护汉祚,延续汉献帝名义上的统治。曹操现在走出称王这一步,他们认为是废帝的前奏,连最后的精神象征,也不复存在的话,就不免义愤。其实,这班人并不理解曹操,他只是当一个魏王,并不想彻底废帝,这种过头反应,使他更为恼火。正好,有人密报上来,说崔琰带头不赞成。于是,要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,那就得找这个有知名度的替死鬼,再合适不过。

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,崔琰之死,倒是有点文字狱的味道。当时,有一个叫杨训的文人,来不及地上表祝贺曹操封为魏王,做这种文章是很难不肉麻的,要不吹捧,写这捞什子干什么呢?因为杨是崔推荐提拔的,大家笑话这个马屁精的同时,也认为崔所举非人。

崔先生沉不住气了,其实,你就在家怡养天年,自求多福多好?高兴的话,喝两口兑冰的威士忌,谈谈风花雪月,何等潇洒。但文人有这种爱与众不同,爱出个风头,爱咬文嚼字,爱表现一番的毛病。从机要室找来杨的奏文,读了以后,还要拿起笔来,以前辈的口气,给杨训写了封信,这就是不识时务了。

信中写些什么,如今已不得而知,但《三国志》里留存下来的“时乎,时乎,会当有变时!”的这一句,就足以使他招灾惹祸。曹操勃然大怒,什么意思,从官渡之战起,我延聘你为我的别驾从事,到今天快二十年了,还一脑子变天思想,我岂能饶你。

尤令曹操愤怒不已的,是他在《赐死崔琰令》里所写的“琰虽见刑,而通宾客,门若市人,对宾客虬须直视,若有所嗔”那股不买账的劲头。老实说,无论哪朝哪代的统治者,都会反对下属在背后进行非组织活动的。已经把你关起来了,还和当年的孔融一样,与这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阶层,那还了得?虽然,事后,阿瞒也觉得这次对于文化人的打击,有些扩大化,但也不打算平反。

看来,枭雄老矣!人一老,必惧怕老,不甘于老,就会失去幽默感,一旦如此无趣无味起来,可想而知,就不会有任何最起码的宽容。如伍子胥所说的日暮途穷,倒行逆施,也在所不计。脸皮一抹,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呢?在他死前的几年里,多次大规模的镇压,杀人无算,把汉王朝的残余势力,基本上荡涤一空。

4、杨修

到他死前一年,公元219年,到底把他始终不甚放心的杨修,送上断头台。

应该说,他不会善待杨修,因为杨修是杨彪的儿子,是袁术的外甥,这两位都是曹的劲敌,如此底子潮的人,他敢于使用,据《典略》称杨修:“建安中,举孝廉,除郎中,丞相(曹操)请署仓曹属主簿。是时,军国多事,修总知外内,事皆称宜。”看来,人们一直认为曹操杀了这个能够摸透他心思的杨修,出于嫉妒,事实恐怕不尽如此。

再则,如果曹操戒畏这个年青人的话,不会允许曹丕、曹植与之来往,任其出入宫禁。“自魏太子以下,并争与交好。”《三国志》里说到对于一些忤恶曹操的人,他从来不轻易放过:“太祖(曹操)性忌,有所不堪者,鲁国孔融、南阳许攸、娄圭,皆以恃旧不虔见诛。”凡遭曹操忌恨的人,立竿见影,不假宽贷,通常不会有好下场。因此,很难设想,将这样一个他嫉恨的人,留在身边近二十年。

评点过《三国演义》的李卓吾先生则认为杨修之死,咎由自取:“凡有聪明而好露者,皆足以杀其身也。”这种说法当然也有一定道理,孔雀因羽毛送命,狐狸因裘尾被猎,杨修的才华过分外露,有可能得到曹操的欣赏,也有可能引起曹操的反感,谁都知道,唯才是用是曹用人的一贯政策。因此,我想,拖到他死前一年才处置杨修,可能是这位进入晚年的政治家,压根儿还是为他身后接班人的安危考虑,从大局出发的。封建社会中每一次政权的更迭,帝位的争夺,都会伴随着一场血风腥雨。

他不得不把他深深欣赏的,可也已经深深卷入宫廷斗争之中的杨修干掉。

杨修和他的儿子曹植,已经到了“数日不见,思子为劳,想同之也”的密不可分地步,显然已非一般的彼此唱和的文学沙龙式交流,而是出谋划策,纠集势力,形成反曹丕的政治上的共同体,曹操何许人也,他有情报系统,这些“牧司爪牙使”,随时向他呈报宫廷政治动向,像这样的危险分子,曹操不能不忧虑,一旦他不在人世,便不可控制,将不知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。

据《三国演义》,在曹操的指挥部里,杨修的职务并不高,看来,曹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,只当了个行军主簿,大概相当于参谋,而且不是作战参谋,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,显然是闲差了。所以杀他不像杀祢衡、孔融、崔琰那样颇费周章,扰乱军心四个字,就推出去斩首。罗贯中说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,生了杀心。其实,由于杨修不安生,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,为其抢班夺权,颇出了一些臭主意,又都被曹操拆穿,随便找了一个泄密的理由军法从事。这就是《典略》所说:“至二十四年秋,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,交关诸侯,乃收杀之。”

老实说,文学家玩政治,和政治家玩文学,都有点票友性质,是不能正式登场的。在中国历史上,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?因此,他的一生,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,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。所以,鲁迅先生说:“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,至少是一个英雄,我虽不是曹操一党,但无论如何,总是非常佩服他。”

历史的任何一页,都会翻过去,说来说去,有一点值得记取的,就是鲁迅先生所说,无论政治家,文学家,不管是谁,必须要有真本事,才会永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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